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2019年两会正式结束。
今年，代表们为残疾人兄弟姐妹呼吁了什么？我们今天整理了这次两会代表的20个提议，来看看哪一项最得你心？
1、张海迪
加快发展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张海迪在发言时强调，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6.34%。其中，重度残疾人有2500多万，有托养需求的近千万，但能够得到服务的只有百万左右。我们要特别关注贫困重度残疾人，他们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有的没有亲人，有的长期卧床、没出过家门，生活非常艰难。残疾人家庭的负担很重，为了照料他们，家庭成员甚至不能工作，很多家庭陷入贫困。因此，社会化托养服务是重度残疾人及其亲属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
托养服务是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做好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也是扶贫的重要方面。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的托养机构，接收无人照料和缺乏照料的重度残疾人，给予照料护理，以及康复和医疗的帮助，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帮助。
虽然目前建立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但贫困低收入地区还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托养服务。从全国范围看，残疾人托养服务也还缺乏统一的制度、标准和资金保障，托养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重度残疾人是最困难和最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做好托养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解放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幸福指数。为此建议：
一、加快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配套政策措施，完善资金保障制度。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重视和完善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购买服务、评估监管等制度，努力为重度残疾人提供更好的托养服务。
二、加快发展农村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充分利用现有养老机构、福利设施、医疗机构、农村集体闲置资源等，建立健全以社区为依托、托养中心为主体的农村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三、提高托养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将托养服务人员纳入专业技能岗位设置范围，按照专业化、职业化，加快托养服务专业队伍建设。
2、吕世明
尽快建立无障碍建设评审机制，避免设施形同虚设
吕世明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行业无障碍专项评审审查认证认可机制》，避免无障碍设施的缺位、形同虚设或是先建后拆。
中国日报3月13日电（记者 李磊）两会期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表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快速发展，成效显著，但仍存在管理缺失、设计标准难以落实、施工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行业无障碍专项评审审查认证认可机制》，避免无障碍设施的缺位、形同虚设或是先建后拆。
吕世明认为，应尽快建立一套行业无障碍的专业评审、认证、监督、验收和处罚机制，这样可以从源头上保证无障碍建设系统完整、高标高质。同时要加强对注册建筑师全流程的无障碍培训咨询，使培训及案例进课堂、进校园、进工地，并将优秀的无障碍创新实用纳入建筑奖项。
他说，该机制的建立可以大大避免设施建设走弯路或是返工，有助于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存。
据介绍，我国目前有8500多万残疾人。2.5亿60岁以上老年人，其中4000万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他们对无障碍环境有很高的依赖程度。除此以外，孕妇、儿童、大量伤病人员以及其他有特殊需求的人都将是无障碍的受益者。
吕世明表示，无障碍环境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宜居宜业、宜行宜游的美好生活环境，是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措施。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保障民生、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多项文件，都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具体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密集出台20多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顶层政策和服务举措，倡导无障碍人文理念。
吕世明透露，中国残联近两年会同有关部门已经在北京新机场、雄安新区、哈尔滨、深圳、杭州和有关高校等进行了尝试，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源头及早介入、强化推进，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效。其中，雄安新区市民中心、北京新机场等重大工程项目的无障碍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他表示，尽管国家制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和《无障碍设计规范》，但是依法依规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还远未达到基本要求，规范、标准又适用的无障碍设施尚有缺失，管理机制和手段缺乏，听力残疾人在信息获取方面仍存在较大障碍。
对此，吕世明呼吁，为保障听力残疾人信息获取，电视新闻和节目应普及添加字幕或手语翻译，并为此要制定相关国家标准，严格节目的验收。同时，教育部门应加大对既有校园无障碍的改造力度，提高新建校园设施的无障碍标准与数量和质量，尽快制定校园无障碍国家标准。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提升文化影剧院和场馆的无障碍环境。
3、俞敏洪
保障适龄残障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就教育问题给出建议，提案内容主要涉及保障适龄残障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以及消除城乡阅读差距等方面问题。
民间公益组织网络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曾在全国范围发起“适龄特殊儿童入学状况”在线问卷调查，调研发现适龄残障儿童在存在多方面教育问题。2018年，家长组织联盟再次开展针对特殊儿童入学问题的调研，形成《适龄特殊儿童入学障碍调研报告》、《义务教育阶段特殊儿童入学政策分析》两份报告，聚焦残障儿童在入学环节面临的障碍，发现如下问题：
首先，残障儿童入学登记数据不完整，事前登记未落实到位，事后跟进缺乏保障。2018年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并未进行入学前登记，部分地区仅以持残疾证儿童为对象进行入学情况核查，而有些地区的持证失学儿童也未得到核查和跟进；
其次，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残疾人教育条例》要求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也没有类似机构能够对家长和学校的入学争议进行仲裁。一些特殊儿童在没有经过专业机构客观评估的情况下，依靠学校老师的经验和简单的测试而被学校婉拒，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手段和争议仲裁措施，申请失败之后一些家长放弃了继续争取入学机会，最终导致很多适龄残障儿童未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第三，因为进入普校后配套资源不足，残障儿童不能得到适合的教育支持，面临主动或被动退学的风险。2016年针对7个城市2140名普校老师的调查发现，65%的老师承认没有接受过特教培训，45%的老师认为在没有专业老师支持的情况下自己无法应对特殊需要学生。由于特殊教育专业支持资源普遍匮乏，一些学校会以资源不足为理由将残障儿童拒之门外。
就此，俞敏洪建议：各地教育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协同建立“特殊儿童信息系统”，每年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登记和入学核查：通过入学评估确保每个残障儿童得到合理的、匹配其能力基础和教育需求的个别化教育支持计划；在普通学校配备充足的特殊教育师资资源，切实保障残障儿童获得合适的、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4、雷军
建言落实信息无障碍建设
在《关于进一步深化落实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建议》中，雷军建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明确增加并细化信息无障碍内容，特别是针对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物联网能够提出细化的操作要求，力争残障群体和老年人接入信息服务时，能够买得到、买得起、用得了、用得体面。
同时，也建议相关部委能够出台时间表，要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在信息服务上分阶段实现无障碍。建议设立中国信息无障碍贡献奖，表彰做出巨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雷军还建议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如医院、地铁、公交、银行）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上，率先实现信息无障碍要求，如政府服务的应用程序能够达到手机无障碍要求；规范公交车的入站语音报站流程，加快公交车的服务数据化和辅助残障人士便利出行的应用的建设，如可考虑基于地理定位向残障人士的手机推送语音出行信息提示；银行的自助业务办理系统（自动柜员机、网站和应用程序）能够达到信息无障碍的基础要求等。
建议政府部门在采购移动终端、智能硬件以及软件服务（网站、应用程序）时，能够将信息无障碍要求列入采购标准。
建议相关部委制订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信息无障碍标准，对产品设计、硬软件结合进行通用性规范，达到残障群体与健全人可以同样使用产品的目标。
同时，建议各地政府对残障人士购买智能音箱、智能灯具等能明确帮助残障人士提升生活水平的智能硬件给予相应的购买补贴。此外，将符合无障碍标准、能切实帮助残障人士的智能硬件纳入残疾人辅助器具名录，有助于让残障同胞更方便地享受万物互联带来的美好生活。
建议统一养老数据标准和交换标准，让智能硬件厂商可以基于标准开发产品，从而推进全国养老大数据联网建设。
建议政府鼓励相关企业积极投入信息无障碍产业链，补齐服务缺失短板；在企业、机构自身产业链角色中，投入更多一线研发和运营资源，提高无障碍的开发优先级，特别是直接对接残障群体，倾听他们的需求；鼓励大企业分享开发经验，与政府及社会组织积极协作。同时，也建议政府对于成绩显著、有带头作用的企业能够给予专项资金、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
建议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的开发课程中增加无障碍开发课时，在工业设计系增加通用设计课程；鼓励教育机构将信息无障碍列入通识教育；鼓励全社会提升信息无障碍意识，并提供综合配套服务举措。
建议地方政府设置配套资金，用于给残障人士学习使用移动终端、智能硬件的学习培训。鼓励相关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准制订，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领域输出中国经验。
5、田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田春艳带来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管理、营商环境、个税抵扣、残疾儿童融合教育等方面的建议。
她建议继续完善个税抵扣办法，将残疾儿童监护人的支出纳入抵扣范围。“很多残疾儿童需要家长全程照顾，有些还得进行康复训练，需要购买一些康复设备，花费高，家庭生活压力大。应参照大病抵扣方法，如果残疾儿童监护人在这方面的支出达到一定金额，就应该享受个税抵扣的政策，尽可能地帮助其减轻负担。”
田春艳还建议建立超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防风险体系。她说，应通过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加强监测，对交通基础设施风险及时识别、及时处理，保障城市交通体系安全健康运转。
6、王嘉鹏
打破“残疾人专用汽车只能残疾人驾驶”的壁垒
2010年，中国启动C5驾照，专门为“肢体残疾人中的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者”开辟了自主驾驶的通道。但直至目前，持C1、C2机动车驾驶证的人不能驾驶残疾人专用汽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常熟世界联合学院董事长、世界联合学院中国理事会理事长王嘉鹏发现，这一“政策壁垒”也给残疾人驾车造成诸多不便，同时很多残疾人家庭因此得多买一辆车。
目前我国残疾人总数已超过8500万，其中肢体残疾人数近2500万。王嘉鹏介绍，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的出行保障和权益，2010年时公安部为肢体残疾人中的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的人员设置了级别为C5的驾驶证，准驾车辆为残疾人专用小型、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但我调研发现，由于规定残疾人专用车‘专车专用’，当残疾人在驾车过程中因身体原因或其原因不能驾车，同车的持有C1或C2驾驶证的其他家庭成员也无法继续驾车。另一方面，当残疾人需要代驾时，也无法找到能够驾驶C5准驾车型的代驾。”
残疾人专用汽车应该只能由残疾人驾驶吗？王嘉鹏认为其实不然。“目前所有的残疾人专用车，都是普通自动挡汽车出厂后在政府部门规定的机构改装而成的。与普通自动挡汽车相比，仅在右手边增加了油门、刹车的操作杆，而普通汽车脚下的油门、刹车踏板和操作系统并没有拆除，还完整的保留。也就是说，持C1、C2驾照的人，仍然可以正常驾驶残疾人专用车。因此，从技术上‘专车专用’并没有必要。”
王嘉鹏调研发现，由于这一“政策壁垒”的存在，很多残疾人家庭在购买、改装好一辆残疾人专用车之后，不得不再购买一辆车，作为其他家庭成员或残疾人本人无法驾车时使用。“残疾人家庭本身就比一般家庭负担重，多买一辆车更是增加不少花费，同时也会造成很多生活不便。”他强调，正因为残疾人“专车专用”的规定造成了不便和额外的花费，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便携式手驾辅助装置”，可临时安装在正常小型汽车上供残疾人使用。这种私自改装，安全性、可靠性难以得到保障，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嘉鹏提交了《关于向C1、C2机动车驾驶证开放申请增加C5驾驶证准驾车型的建议》。持有C1或C2驾驶证的健全人能够满足C5驾驶证对申领人的身体要求，完全有能力驾驶C5驾驶证要求的改装后的残疾人专用汽车。
因此建议打破目前这一“政策壁垒”，使已持有C1或C2驾驶证的残疾人家庭成员可通过申请增加C5驾驶证准驾车型，在完成相应的培训及考核达标后有资格驾驶改装后的残疾人汽车，从而减轻残疾人及所在家庭的经济负担，方便残疾人出行。
7、卢林
持证残疾人超3000万 办康复大学要提速
卢林代表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残联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卢林做客半岛全媒体北京报道中心演播室,接受专访,就急救康复和康复大学落地进行畅谈。
康复大学要加快推进
记者:您往年一直在关注医疗方面的问题,今年您关注哪些话题?
卢林代表:作为一线医生,医疗方面是我主要关注的话题。同时我也是一个残疾人工作者,关于残疾人康复这一块,我也带来相关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关于残疾人康复事业的,中国目前有8500多万残疾人,持证的残疾人超30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国的残疾人康复事业起步较晚,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引进了康复医学的概念。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及中国残联的推动,现在残疾人康复事业确实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因为我们底子薄,残疾人康复相关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从目前国际通行的惯例来看,每10万人就需要30位康复医师或者康复医疗师,但我国目前仅达到每10万人有不到一位康复医师,这是一个巨大的康复人才的缺口,这必将影响整个残疾人康复事业的推进。
据我调研,中国残联从2016年就开始推动中国康复大学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准备,虽然有序推进,但进程偏慢。为此,我建议中国残联、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三者建立中国康复大学筹备建设小组,来积极推动康复大学的建设。
我还建议康复大学要冠以“中国”字样,因为康复理念在我国比较滞后。我是神经内科医生,举个例子,就脑卒中的病人在急性期治疗之后,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经过系统的康复,他们会重获正常生活,甚至走上工作岗位,给病人带来非常大的改观。
其实在农村,因病致困、因病返困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生病之后,病人不能走上工作岗位,经济来源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国康复大学的建设特别重要,一定要列出路线图,要加快推进。
8、高晓笛
今年，高晓迪提出了“尽快出台随班就读保障体系”的建议。她表示：“随班就读是融合教育在我国本土化的一个体现，最初旨在提升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实现教育公平。但目前我国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还是比较薄弱。”她认为主要存在着经费不足，普通班级中的残疾儿童容易受到忽视，老师对残疾儿童及其学习特点缺乏应有的了解等问题。
对此，高晓迪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完善随班就读工作行政管理和教学支持保障的两线工作机制，同步建立常规经费和专项经费互补的两线保障体系，由国家设立随班就读的专项经费，促进随班就读可持续发展，提高随班就读的质量。同时，可以先从一线、二线城市入手进行试点，在当地建立随班就读专家支持团队，支持团队应包括各类残疾儿童专家、教育工作者、各领域康复工作者、医疗工作者、心理专家等，支持团队应定期寻访相关学校，对残障学生、教师进行困境了解，帮扶支持，问题改善等。
高晓迪表示，随班就读儿童在普通班级学习需要一个融洽的学习环境，和同伴的和谐相处有利于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如何挑选随班就读儿童的助学伙伴、培训助学伙伴、给予随班就读儿童什么内容的伙伴支持都是工作中亟需研究的课题。
9、李庆忠
目前脱贫攻坚是党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中的头号战役，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点任务，而残疾人脱贫工作是脱贫攻坚战中的最难攻克的堡垒，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都有责任推动残疾人脱贫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一直格外关注残疾人脱贫攻坚问题，此次两会也不例外。 “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残疾人从2016年底的381万，下降到2018年底的169万，成效十分突出。但要在2020年让这些建档立卡的残疾人如期脱贫、提升生活质量，并且有可持续的措施保证他们不返贫，难度大、时间紧、任务重。”李庆忠说：“要更大力度加强残疾人脱贫工作，让国家政策一定落到实处，让广大残疾人一定要搭上奔向全面小康目标的快车。”
10、龙墨
我国听障儿童的康复训练经费补贴标准，从“十五”时期每人每年600余元提高到“十二五”时期的上万元。这一现象背后，凝聚着国家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 3月3日恰逢“爱耳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龙墨向记者亮出了一串数字：“十二五”期间，15.3681万名听障儿童得到免费康复训练，18.851万名听障儿童家长得到培训及康复指导；7.1869万名成年听力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对近1万名人工耳蜗植入者术后一年的随访显示，听觉能力、言语能力比术前均有显著提高，术后入普率全国平均接近90%；通过问卷评估，90%以上的成年听力残疾人认为受助后生活质量有很大提升。目前，北京、上海等多地实现了听障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 近年来，助残领域的法规与政策频繁亮相，国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专项规划将残疾人公共服务纳入其中。目前，2000多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400多万(人次)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视力、听力、智力3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超过90%，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比例超过50%。 “然而，我们的工作与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大差距。”龙墨委员说，“保障条件还比较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还不能满足各类残疾人的需求，政策宣传应更深入，基层一些康复机构条件亟待改善、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在她看来，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依然是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残疾人回归主流社会的基础。为此，建议持续实施《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有效减少、控制残疾的发生、发展，利用“助残日”“爱耳日”“残疾预防日”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传播康复理念和知识。同时，将残疾人康复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制定相关服务规范；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注入活力。 龙墨委员强调，应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康复辅具产业发展,建立基本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同时，推动更多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让残疾人得到更多便利、安全、实用的辅助器具和服务。 面对基层康复机构建设及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的现状，龙墨委员建议，应建立县、乡、村联动互补的残疾人服务网络；推动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为残疾人融入社会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需加快康复等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推动中国康复大学的建立,完善康复基础及临床学科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弘扬“平等、参与、共享”人道主义情怀，为促进国际残疾人事务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1、李莉 残疾人要用教育“内生造血” 全国人大代表李莉，是一名来自基层的残疾人代表，她一直把关注点放在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身上。 记者：你履职这些年一直关注残疾人群体。残疾人的脱贫问题也是社会所关注的，你在这方面有哪些建议？ 李莉：我觉得残疾人的贫困主要还是知识的贫困。因为身体的不便，在教育上要跟进，用知识来武装头脑，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我多年呼吁残疾人的教育问题，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的“内生造血”功能。一方面，外界对残疾群体进行帮扶；另一方面，残疾人要自救，要积极、主动地去接受教育或者是参与教育。 记者：在你看来，残疾人的教育培训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 李莉：变化进展还是很大的。比如高考，以盲人、听障人士来说，已经有专门为残疾人安排的考试方式了。国家现在设立了很多这样的便捷的途径，便于残疾人去参加高考。为了让我们这个群体更快地融入社会，我觉得国家真的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便于我们残疾人融入到各个群体当中，参与到社会建设、学习等各方面的事务上，甚至还包括参政议政。
12、邰丽华
接受融合教育的权利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在文艺界别小组会议上以手语的方式进行发言，建议加大力度保障残疾儿童接受融合教育的权利。 “今年政府工作的任务亮点颇多，特别是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民生焦点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提到‘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也与我今年带来的提案有关。” 邰丽华表示，残疾儿童同样渴望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但由于人们对这一群体了解不够，一些有条件进入普通学校的残疾儿童被拒绝在校门外。比如除了聋、盲、肢残和智力障碍，一些学校对孤独症儿童不是很了解。重度孤独症儿童不能自理，但轻度孤独症儿童只是不说话，智力跟健全孩子一样，有条件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因为没有相关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这些孩子只能直接被送到特殊学校或待在家中。 邰丽华提到，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数项与特殊需要儿童教育相关的条例和政策，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管理机制，残疾儿童被普通学校拒绝入学以及入学后退学情况仍在各地存在。 邰丽华建议，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按照《残疾人教育条例》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中的要求，全面建立跨部门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建立残疾儿童入学评估机制，健全残疾儿童入学争议申诉机制，支持保障残疾儿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权利。
13、张丽莉
提高残疾人的社会福利保障 进入新时代，残疾人的社会福利保障工作不断得到加强。全国政协委员张丽莉建议，要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解决好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新时代创造残疾人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公共文化及旅游区应有效识别第三代残疾人证 中国残联于2014年起启动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试点工作(以下简称第三代残疾人证)。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开始使用第三代残疾人证，但由于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还不高，很多公共文化及旅游风景区等场所仍不具备有效识别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条件。造成残疾人不能充分享受到国家惠残政策及公共服务。 张丽莉委员建议，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三代残疾人证的知晓率，加强对公共文化及旅游风景区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第三代残疾人证相关知识。 改进助残设备航空运输服务 作为特殊群体，残疾人出行通常需携带相应的助残设备。助残设备的运输在2015年实施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航空公司在落实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给残疾人出行带来不便。 张丽莉委员建议，折叠轮椅可在办理登机牌时托运，也可在机舱口托运，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亦可带入机舱保管。对飞行时间超过2小时的航班，应配备窄幅机舱小轮椅随飞机同行；如对轮椅或其他助残设备托运，需按照易碎品对待。在轮椅可正常使用前，航空公司应免费提供替代轮椅或报销轮椅租赁费用；针对电动轮椅的电池运输问题，国家民航局应督促航空公司制定更明确、更具体、更人性化的措施，要保证相关规定可及时准确地传达给残疾人；各个航空公司的服务规范要统一，定期更新完善。督促航空公司将残疾人服务规范培训制度化，加强对员工的考核及奖惩，确保投诉处理妥当。 完善网络购买火车票方式 近年来，铁路主管部门设置残障人士专座，预留专票，推进旅客列车无障碍改造，出台了允许盲人携带导盲犬乘坐火车等相关规定……列车上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日益完善。但残疾人旅客专用票仅限于车站购票窗口实地购买、残疾人通过网络购票无法选择无障碍坐席位置等原因，使得一些残疾人很难享受到这些完善的无障碍设施。 张丽莉委员建议，中国铁路总公司应该采取措施，优化残疾人购票渠道，开放残疾人专用票的网络购票方式。设置“输入残疾人证号”等审核条件后，对符合购票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网络在线选择无障碍坐席、普列卧铺下铺优先购买、查看无障碍卫生间具体位置、在线退票或改签等便捷功能。
14、王璟 完善孤独症儿童的救治体系和政策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接触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在逐渐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家庭后，我内心便不再平静。”说起今年两会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王璟声音略显激动，他表示要通过两会平台进行呼吁，为“星星的孩子”做点什么。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弱有所扶’，这一方针为新时代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帮扶指明了方向。在工作和调研中，我发现在‘弱’的群体中，这个群体还没有被足够重视，或者说在‘有所扶’上还有很大的空间。”王璟告诉记者，调研中他发现：目前，孤独症在儿童中发病率比较高，但社会对孤独症的认知度较低。加上早期诊断难度比较大，家长顾虑较多，采取各种隐瞒和消极回避的方式，让很多孩子错过了最佳干预治疗期。而且，目前社会上优质的康复资源供给不足，专业康复的周期长、费用过高，让很多孤独症儿童家长面临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孤独症谱系疾病发病率是1%，这个数字在现实中是很惊人的，这个群体需要引起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帮助。因为，如果没有较好的干预体系，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精神防线的彻底坍塌。”王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我呼吁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集聚各方面的力量对孤独症儿童进行筛查，制定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干预措施；并跟进后续学校的融合教育，完善机构设置标准和政府保障等。”王璟建议。 “再过一个月，我们将迎来第十二个‘世界孤独症关注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群体，关爱这个群体。”王璟为此建议，完善孤独症儿童的救治体系和政策，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落实到位，建立和完善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的政策。他还呼吁建立招收孤独症儿童的学校、幼儿园、康复机构的补贴政策。另外，完善和落实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政策。“我现在已经召集天津市的卫生、教育、残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一些工作了。争取在业内专家的帮助下，能探索出一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让‘星星的孩子’的星空也璀璨起来。”王璟憧憬着。 15、周洪宇 建议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带来了《关于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的建议》。周洪宇一直在关注儿童权益的保护，他说，目前接受残疾儿童的幼儿园数量不足、融合教育质量不高、特教普通高中数量少且分布局不合理，都是残疾人接受适当教育的阻碍因素。 建议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 周洪宇介绍，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和实施的保障政策措施，使得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还存在着总体教育水平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普及水平仍然偏低。”他说，仍有一些经济负担较重的家庭存在残疾儿童入学困难或接受教育意愿不高的情况。 “一些残疾人虽然获得了入学机会，但是并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辍学率极高。”周洪宇说。 周洪宇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将特殊教育免费涵盖至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阶段。 对此，周洪宇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 一是建议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根据各地特殊教育免费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统筹和经费预算，制订15年特殊教育免费实施方案并尽快实施； 二是建议在特殊教育经费支出上建立分类承担、以省级统筹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三是建议在2019年全国实现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教育阶段残疾学生12年免费，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2020年实现全国一半的省份实施从学前教育阶段到高中教育阶段15年特殊教育免费，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15年特殊教育免费； 四是实施好15年特殊教育免费要建立起科学完备的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把特殊教育实施情况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 16、杨佳 建议将残疾人的退休年龄修改至50周岁 2019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杨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推行重度残疾人提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8500万残疾人中，30%左右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她说，“更因为许多重度残疾人甚至达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便早逝，无法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委员，也是中国在高等院校任教的第一位盲人教授。杨佳列举数据指出，目前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3.8岁，而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为56.9岁，重度残疾人口预期寿命仅为48.5周岁。她续指，因现行退休政策中“一刀切”式的年龄限制使其无法申请提前退休，享受应有的退休待遇，许多重度残疾人甚至达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便早逝，无法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她又指出，虽然在政府和社会的关怀下逐步得到就业机会并缴纳社会保险，但因大部分残疾人退休时缴费年限达不到15年，非但无法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还需要在退休后继续缴纳。 因此，杨佳建议，应根据不同等级残疾人生存状况制定和执行专项政策，确保其提前5―10年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将残疾人退休年龄修改为男50岁、女45岁，也可对不同级别残疾人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对待，将残疾人退休逐月领取养老金的社保缴纳最低年限从15年缩短为10年。“考虑到重度残疾人提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与国家现行退休政策有冲突，可以先从重度残疾人群体研究试行的可能性，”她说，“建立重度残疾人申请提前领取居民养老保险金机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 17、王建业 残疾人就医看病，医保要给予特别照顾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主办的“中经医药两会沙龙”上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应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据有关数据统计，现在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5亿，预计每年老年人口增加1000万左右。 “近几年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老年人用药很可能是一个大问题。”王建业指出，希望医保目录调整能够关注老年人的用药需求，可按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研究。“60~70岁、仍在工作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一级，70岁左右生活可以自理、有用药需求的老年人可以分为一级。而80岁左右的高龄老人用药需求可能很多，对他们常用的药品应加以侧重。” 此外，残疾人也应成为医保目录调整的关注对象。“目前我国残疾人数量超过8000万，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至少在1000万以上。而且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家庭不富裕，缺少良好的社会保障。” 王建业建议，对于家庭贫困、残疾等级较高的的残疾人，用于一般疾病治疗的药品应该进入医保目录。 另外，一些残疾人常用而多数人不常用的药品可以考虑加入医保目录，以减轻残疾人的医疗负担。 18、陈中红 近年来，国家给企业减税减负，力度非常之大。 但是，对于残疾人保障金的核算方法仍按用人单位职工数量作为计算依据已经不适合当前形势。” 全国政协委员、宜垦（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中红呼吁，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依据，为传统实体企业减负。 据陈中红介绍，目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公式是：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在她看来，残疾人保障是国家再分配责任也是社会责任，企业承担残疾人保障金正是社会责任的表现方式之一，但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负担很重，按照这样的计算依据显然会让劳动密集型产业雪上加霜。 针对如何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陈中红建议， 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转型爬坡困难时期的，应给予减免残保金； 对企业单位及盈利性机构，经营状况良好的，按应纳所得税总额的合理科学比例征收缴纳残保金； 事业单位及非盈利单位，应按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缴纳残保金。 19、孙建博 建议无需单独立户，也可享受低保 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断规范和完善，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得到了一定的救助。国家采取系列减贫行动，一方面通过就业支持和生产扶贫，帮助残疾人脱贫解困；另一方面，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先后从城市到农村建立起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实施新的农村五保和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办法，对贫困残疾人实施托底保障。 不过，由于残疾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竞争的能力较弱，残疾人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是按照年龄和残疾程度等人口学方面的标准制定的，而是按照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是否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毕竟是针对解决贫困问题而不是残疾问题设计的，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以家庭为保障单位的话，没有考虑残疾人家庭结构的特殊性。特别是一部分成年重度残疾人因其需要家庭监护无法个人立户并自成保障单位，虽然个人没有任何收入，却不能纳入保障范围。”孙建博表示，该项制度中，在针对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其他重度残疾人的执行中存在一定的盲点。 为此，他建议： 重度残疾人无需单独立户也可享受低保。具体而言，首先，要按照重点保障和特别扶助、一般性制度安排与专项制度安排相结合的原则，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其次，对低保边缘残疾人家庭以及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后生活仍有困难的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一户多残、老残同户等特殊困难家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最后，对于没有低保的人群，推行重度残疾人城乡职工养老保险，政府缴60%，个人缴40%，累计缴保15年。 20、梁益建 建议适当提高残疾人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梁益建发现：“残疾人挣钱的渠道较少，收入也较低，残疾人住院的时候，又没了收入，是他们更艰难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因为住院而导致生活困难。” 因此他建议，适当提高残疾人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为他们救急解困、雪中
呼吁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计算依据
